原标题：201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611艺术概论考研艺术时事常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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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时事是艺术概论的考察热点，常常出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里的论述题里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用王宏建《艺术概论》内艺术与生活、政治、经济的知识点，还需要结合相关时事内容。

今天就分享一篇文章“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研究”

一 、文艺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对于文艺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有过许多论述，如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艺术是掌握世界

的一种独特方式、艺术生产、艺术认识等。其中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揭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艺思想的一大贡献。虽然联系社会状况来考察文艺问题并非马克思首创，但是却没有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将文艺置于社会结构的庞大系统之中，作为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认识；没有人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来界定文学艺术的本质，科学地阐释文艺与社会生活、文艺与社会经济基础以及文艺与其它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而紧密的联系。

黑格尔也把文学艺术看成意识形态，但是他把这种意识形态归于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他所理解的文学艺术缺少坚实的社会历史根基。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以社会结构理论看待文艺，把文艺从纯精神领域、从抽象的理念或人性中解放出来，科学地揭示了文艺所具有的最普遍的社会本质，使人们清晰地看到文艺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内容、性质及产生与发展归根结底都受社会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影响，都“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去解释”［1］；文艺的基本性质和表现形态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或快或慢的发生变化，文艺的发展虽然有自身的规律，但从根本上，其首先受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文艺在内容上反映以社会经济为基础的生活形态，也是物质生活在观念上的“升华物”，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与回声；相对于其他较为接近的上层建筑来说，文艺与哲学、宗教等一样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2］，艺术的发展与繁荣除了经济原因外，还取决于其他诸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中介因素”影响的结果是艺术与社会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曲线。这样一来，文艺第一次被真正置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庞大系统之中，第一次确定了它的位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3］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不能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意识形态与文学和审美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高度重视。

二、文艺是人的精神生产活动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在将人类社会结构分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部分的同时，又把人类的基本活动归结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类。立足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探讨文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文艺的一种特有方法，显示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精神生产受物质生产根本制约的强调。

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分离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从此以后，人类精神活动就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存在。但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成了两个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领域。相反，人的精神需要是在人的物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相应，人的精神生产也只能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并受它的制约。因此，在探讨文艺现象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仅关注物质生产的历史形式，还关注两种关系之间复杂关系对物质生产的具体规定。

虽然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的制约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的，但是当人们考察文学艺术发展过程时，会发现物质生产的发展进程与文学艺术的兴衰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步调。就这一现象，马克思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他说：“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绪，就不足为奇。”［4］这段话说明文学艺术的繁荣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关系，两者发展往往不成比例。这种不平衡性主要有两种情况。从历时态来看，艺术生产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繁荣程度并非总是正相关，物质生产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并不能导致艺术生产也同样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虽然物质生产方式及物质生产水平的发展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但是很多时候在经济落后的时代，艺术反而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虽然艺术的内容有进步与落后、真实与虚假、深刻与浅薄等差别，艺术的表现方式有纯熟与生涩、完善与简陋、美与丑的不同，但是不同种类的艺术则无高下优劣之分，古希腊的史诗与神话、莎士比亚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后人“不可企及的范本”。从共时态来看，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各个国家之间相互比较，有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却拥有更为突出的艺术成就，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比如德国、俄国、挪威这三个国家的物质生产水平与同一时期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是相对落后的，但文学艺术的繁荣似乎不需要物质生产的支持。文学艺术依赖于物质生产，同时又具有独立性。

三、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价值指向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这表明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研究中，无论他将目光延伸到哪一个领域，现实的人及其解放始终是其理论体系的起点与终点，这种价值关注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提供了价值指归。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特性，而艺术活动就其本性而言，恰恰是人的本质特性最充分的体现，人们在这种活动中足以享受到精神自由状态所带来的愉悦和惬意，足以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足以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增强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但是在存在着严重异化的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遭到了严重的阻遏。劳动创造了美，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异化劳动的存在，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6]。人们在从事美的创造的活动中感受不到美，相反，劳动所应有的那种主体的积极性、愉悦性却被畸形和痛苦所取代。为了治愈这种19世纪以前还不为人知的“新近的疾病”，马克思提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与培养“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的重要思想，将美好人性的复归，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7]作为理论体系的最终归宿，同时也为文艺活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文艺理论所要解决的不是“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而是研究人类的艺术实践活动以及在这个实践中生成的各种复杂关系；文学艺术不能让“贵族代表”“占去全部注意力”，而没有给予“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以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和应有的注意；文艺的出发点、联结点和归宿点是人，只有在文艺作品中描写和再现那些推动人类和历史发展的进步力量，才能使人自身中沉睡的美好人性苏醒过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艺术不是要将玫瑰花献给资本家，“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8]。这种本着马克思的精神实质来建构与阐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人们认识到了文学艺术的思想价值，也使其自身在接受巨大的挑战过程中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而文艺是时代的标志，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19世纪的事情，但是站在21世纪的历史舞台上，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仍然富有鲜活强烈的时代气息，在世界范围内有着深刻的影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发展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9］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以科学的方法、盛大的格局、高尚的品格为人们解开了人性和人的本质的历史之谜，力图唤醒失落的人性，挖掘人性异化的深层原因，使人获得感性的、审美的自由与自我确立的方式。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作”［10］，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引领，创作出有品位、有格调、人民喜闻乐见的高水平的文艺作品，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的文艺作品，在精神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精神动力。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1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提升文艺原创力，推动文艺创新”［12］，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势在必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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