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考试:撬动知网的“霸蛮”学者:研究生寒暑假没回家,要填补经济史空白




年初,知网湖北站的工作人员到赵德馨家拜年,这位90岁的老人颤巍巍地在笔记本上写“希望知网越办越好……尊重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

从起诉知网到现在已有6年之久。2021年,赵德馨二审胜诉,获赔70万元。

5月13日,市场监督总局依法对知网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6月23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约谈同方知网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宣布对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

赵德馨说,年轻时为了查资料,他跑遍了武汉市的图书馆,翻遍经济学书架。夏天,没有风扇,他在胳膊下垫两条毛巾吸汗,使得桌子上印了两道胳膊印。他写书慢,写一遍、审一遍、修改一遍,再看一遍,从收集资料到成书往往要花上数十年甚至半个世纪的光阴。

“知网不尊重我。”赵德馨说,他倾注一生于书和论文,当这些著作被无理占有的时候,他要去争。他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给研究生们谋了一点福利。”

【1】“知网不尊重我”

退休之后,赵德馨的大部分时间属于书。他和妻子周秀鸾一人一个书房,书成摞堆在地板,难以找到下脚的地方。

今年4月,夫妻二人将近4000册藏书捐给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校图书馆为此腾出了两间库房存放。

但书还是随处可见,门后的纸箱上堆着半人高的一摞,泛黄的画卷被遮挡住三分之二。靠窗的书桌上围着三四层大部头,留下中间的小空,刚好容得下一盏小台灯,和伏案于此的老人。另一张桌子紧挨书柜,摆着电脑和打印机,打印机上散着一拃高的资料。

50岁之前看书想问题,50岁以后写书。赵德馨规划着,他要“放长线,钓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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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馨与妻子周秀鸾。受访者供图

6月末,九派新闻见到了90岁的赵德馨。他的腰背有些弯,脚步蹒跚,仍有1米8的个头。稍微一使劲儿,他的双手就颤抖。去年年末,为了知网的事情,赵德馨接受了太多采访,他有高血压的老毛病,长时间谈话,身体吃不消。

现在他听从医生的建议,每天只谈话1小时。估摸着时间快到了,他看看腕上的手表,抱歉地笑笑,还不忘说句“辛苦”。而后,他转身进入书房,坐在书堆里。

7月中旬,九派新闻再次拜访,赵德馨刚完成一个课题。这次,他说话的力气消失了一半。尽管有意抬高音量,但仍力不从心,就连耳朵也没有上个月好使。

“当然怕老了,哪个不怕老?”但赵德馨用自己的方式抵御衰老。他自嘲是个霸蛮(湖南方言,意为高度执着)的人,90岁的老家伙还在读书写字。

1998年退休到2021年,赵德馨共出版了21本书(含修订本,一些书的前期工作是退休前做的),发表了85篇文章。

作为“生命的延续”,他还有很多文章要写。

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每本书出版的年份,每个合作伙伴的名字都记得,他能说出60多年前的考试题,资本论的原文张口就来。还在88岁的高龄学会了团购买菜,骄傲地跟学生们炫耀。

2006年,赵德馨与知网签订了这本《中国经济史辞典》的网络出版合同,按照约定,知网每年分两次向他支付著作权使用费,其中每销售一套书向他支付1.3元。10多年,赵德馨从未收到任何费用。此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知网还收录了他百余篇论文。

此前,赵德馨署名的百余篇文章在未告知未付费的情况下研究生考试,被收录至知网。他因此起诉了知网,要求赔偿版权费用。胜诉后,他获赔70多万元。不过,知网下架了他的所有文章。

5月13日,市场监督总局依法对知网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6月23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约谈同方知网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宣布对知网启动网络安全审查。与此同时,知网下调了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下载价格,与之前相比分别降低了50%和62%,还向个人用户直接提供查重服务。

去年年末,赵德馨曾说,起诉知网的原因是,“知网不尊重我。”半年后,九派新闻再次拜访,试图解释他为何对这份尊重紧追不舍。

【2】总是辩得最凶的那个

赵德馨的青年时代,可以用“跳跃式的顺利”形容,这种顺遂也给予了他高度的自信。

1932年,他出生于湖南湘潭的耕读之家。父亲毕业于湖南省高等工业学校,曾在纺织厂工作,后来为了照顾家庭,回到乡下当小学老师,开杂货铺。

赵德馨读过私塾,上过高中,1949年,通过同乡人得知,中原大学在武汉招生,高中学历的学生可以报考,赵德馨便报了名。

在中原大学的政治学院学习半年,赵德馨被分到财经学院,学习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系100多位学生,赵德馨年龄最小,却被校领导指定为学生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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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大概看到我这个人听话,还有点能力,长得高还挺帅,矮子里面挑长子。”他笑着说。

当然,用功是少不了的。6点起床先跑3000米,再去图书馆读书,直到深夜方才休息,巴掌大的笔记本记得满满当当。

大学时,时任武汉大学经济学副教授谭崇台的两个妹妹来合作社系做插班生,赵德馨被指派为她们的小老师,经常为她们补课。因为他笔记记得好,脑子也记得清,所以,这个任务没有交给别人。

1951年,学校选了5位优秀学生留校任教,赵德馨是其中之一。经过培训筛选,20岁,他登上讲台,给200多位新生讲课。

1953年9月,他又被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进行为期3年的进修,因他读过私塾,会古文,便被分配到经济史班。

那个年代,“没什么想法的。”他说,分配到哪里就去哪里。对于经济史,他谈不上喜欢,但尚钺教授在第一节课上痛心疾首地讲,“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心在日本。”这给了他学好经济史报效国家的动力。

在人大,他依旧是最年轻的,也是学识最浅的。班里16个人,年纪最大的30多岁,曾是留美副教授。学历最低的也读过完整的4年大学,而赵德馨真正静下心来学经济的时间不过一年半。

为了追赶同学,在人大的三年寒暑假,他没有回家,“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把这9个月学满,把3年读成4年。”人大的图书馆在天井里,屋檐高,光线暗,经典巨著难读,一个小时只能理解两千多字的内容。傍晚,他从图书馆挪到宿舍,继续钻研。

他记得,考试随机抽取题目进行15分钟作答,他抽中的是“简述资本论第五章”,答了不到5分钟,老师直接给了优。

上世纪50年代,衣服统一发放,发型要整齐,吃饭归学校管。在这个大背景下,学术的争论显得尤为自由。

赵德馨总是辩得最凶的那个。上课讨论,他观点多,发言时间长,常和同学争得面红耳赤。

老师之间也不乏观点冲突。赵德馨认同尚钺的魏晋封建论,而另一位教授傅筑夫坚持西周封建论。改革开放后,傅筑夫邀请赵德馨夫妇去北京当助手。

赵德馨想了很久,给傅筑夫去了一封信,信中写:我也很想去帮忙,但我想到你坚持西周封建论,而我当时的毕业论文的假设是魏晋封建论,我当你的助手,意见不合会引起老师的不高兴。“那不得经常闹矛盾吗?他脾气又大。”赵德馨笑着说,加重了语调。

1956年,赵德馨学成回校,与其他老师一起组成经济史教研室。中原大学改名为中南财经学院,是如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前身。

【3】没有经费支持,完成辞典编纂

新中国成立前,市面上也有中国经济通史出版,但多为一人书写,篇幅较小,时间上的纵通,也难以涵盖工农商等领域的横通。

1980年代,赵德馨决心编纂《中国经济史辞典》和《中国经济通史》,“我感到自己做一些专题研究,可以很快成功,我想为这个学科发展做一些奠基的工作,要填补一些空白。”他说。

编写一部博古通今的史书是极为困难的。资料记载研究生考试,20世纪80年代,傅筑夫教授曾经试图以理论为指导,独力撰写一部观点首尾一贯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可惜没有能够完成。

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包括从先秦到清代的9卷17册《中国经济通史》,是反应当时经济史研究最新水平的很有分量的著作,但它实际上是断代经济史研究丛书的改装,离通史的要求尚有距离。

编书前,赵德馨去北京拜访一些老专家,希望得到支持,当年经济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告诉他:“我是干不了的,我想你大概也是干不成的。”时间跨度大,条目多,还要把全国的专家召集起来,难度可想而知。

赵德馨不服,他回去写了两万余字的编辑体例,囊括了辞典的基本原则、条目规范、资料来源、研究问题等等,细致到不同朝代中国国境的处理,和年代、人名的字体样式。

《中国经济史辞典》的编纂,赵德馨并未申请国家课题,这个项目也没有经费支持,“因为申请课题,他要规定你在几年内完成,大家匆匆忙忙的,能有好质量吗?”不过学校也提供了微薄的帮助,在赵德馨家里安装了台固定电话,给予免费的通讯。

在同事的帮助下,赵德馨把这份编辑体例寄给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结果无一反对,很快召集了40余名教授、研究员撰稿。

撰写两宋部分的葛金芳教授在回忆文章中感叹:赵先生从条目的选定范围和标准、撰写的要求和依据,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写成初稿后,赵先生又逐条审校、修改,并补充了部分条目。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赵先生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严格的学术准则。

“你把大家邀来,你又没钱,还要把这个事情做成,你得要大家服你呀!”在这一点上,赵德馨是自信的。

最后的统稿工作,几乎由赵德馨一人完成,虽有妻子周秀鸾和三位助手帮忙,他仍把重任揽在自己肩上,“我的学生也好,周老师也好,他们都做不到。一下子跳到汉代,一下子又跳到近代,我可以‘弹钢琴’,这些资料(即使)时间跨度大,我都是很熟悉的。”

辞典编了5年,很忙,人也老得快。一位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对赵德馨感叹:“那几年你到四川来了几次,每次看到你都不一样,特别是头发,白得太快了。”

1990年,《中国经济史辞典》由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共125.7万字,1128页,收录并阐释了5438条经济史概念,成为中国第一部经济史类专业辞典。

研究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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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辞典》图源网络

2016年,赵德馨带着学生和助手重修此书,助手通过学校图书馆账号登录知网下载电子版时,却发现只能下载50页,若想一次性下载全书,需付费26元。

“我自己的书,你没给我报酬,还收我那么贵的钱。”赵德馨提高了声音说。知识被无端占有的气愤,他早前体会过。1985年,赵德馨的一位研究生,整理了他的课堂笔记,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被赵德馨逐出师门。他同样容忍不了知网的行为,于是在2016年,他把知网告上法庭。

【4】因稿件未达要求,拒绝发顶刊

赵德馨联系上杨祖义的时候,杨祖义才知道,这位倔强的老人在干这么繁杂的事情。杨祖义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也是赵德馨的学生,一开始,他劝老师放弃,但劝不动。“这么多年(知网)都是这样的,何苦呢,都快90了。”

如今他回味过来,赵德馨并非完全出于愤怒,而是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

杨祖义把1949以前的经济史学家归为第一代经济史学家,他们保留着传统士大夫的风格,要成名成家,要支撑一个学派,在学问上实事求是,经常针尖对麦芒地争论,视学术为生命。而赵德馨属于第二代经济史学家,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传统的东西没有丢失,又接受了新的理论,他们有情怀也有理想。

“而我们这一代,对真理的坚持少了,对学问的执着淡了。”杨祖义自嘲是个挺拧巴的人,他小心翼翼地适应规则,在现行评价标准中维持较高水平,有时又渴望更纯粹的环境,他不得不承认,“时代变了,人变了,很多东西难以像赵老师一样坚守。”

1997年,杨祖义辞去乡村英语教师的职务,报考中南财经大学的研究生。面试时,他第一次见到赵德馨,后者坐在中间,高大威严。英语面试时,杨祖义刚刚读了两行,对面的老师就说“OK,stop.”他答得合理贴切,最后得了100分。

现在,杨祖义也碰到多优秀的学生,但不敢打100分,“你要把分打出来,就会有人质疑,你和考生什么关系?”杨祖义觉得,如今的选拔机制更公平、精准、程式化,也少了些单纯和淳朴。

2013年,杨祖义和赵德馨去厦门大学参加一场学术会议,并交流两人联合署名的一篇论文。会议前夕,晚上11点多,赵德馨把杨祖义叫到房间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完了。”杨祖义说。

赵德馨发现,这篇论文的一个注释有问题,便问杨祖义:“你看原文没有。”杨祖义老实说没有,别人怎么引的,他就怎么引,“那个人引错了,原文不是这样的。”赵德馨很不高兴,要求杨祖义在第二天交流发言时做一个声明,承认学术不端,并表示自己不会在这篇论文上署名。

“在那种场合下,这是比较难堪的。”杨祖义说,“内心中大概有90%是接受的,但还有10%确实觉得别人都引了,那只是个注释而已。”

2016年,经济学类核心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30周年,杨祖义和赵德馨合作为其写一篇纪念性文章,编辑部同意用稿的时候,赵德馨却认为稿件没有达到他理想的状态,不同意刊发。杨祖义只好跟杂志的编辑部沟通,重新写稿,最终用在了2017年,创刊31年的纪念杂志里。

“真的很难办,我当时就炸锅了。因为现在真正潜心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大家觉得)发表论文当然越多越好,这个杂志在我们学科算是顶刊了,人家都已经同意用了,在我看来,那就用呗。”杨祖义说,他也理解老师的坚守,老师是位严谨的学者。

【5】时间带走了坏脾气,却带不走霸蛮

这几年,杨祖义明显感觉,赵德馨老了。以前,赵德馨要去全国各地参加学术会议,了解前沿动态。但近三四年,由于身体原因,他不再出席任何会议。

人老了,性子也柔和许多。之前,赵德馨给学生改论文,都是否定式的,“这不行”、“那也不行”。“就像人生病了动手术,那是要大卸八块的。”杨祖义说,那时他坐在赵老师旁边研究生考试,脸上的痛苦是掩盖不住的,常常需要周秀鸾站出来打破僵局。

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唐艳艳这段时间跟着赵德馨做课题,由于年迈,后者改论文变成了倾诉式,先听听学生的想法,再谈谈自己的看法。不变的是,一篇文章依旧要改上三四遍才能被赵老师认可。

对于衰老,赵德馨并无伤感,“我也没想到,90岁了我还能够生活自理。”他笑着说,他还有很多文章要写,还有许多观点没有表达出来。

赵德馨的后辈不在身边,杨祖义常常去老师家跑,帮老师处理些生活杂事。杨祖义还给赵德馨立下“规矩”,超过两小时车程的远门,要向他报批。

赵德馨70岁的时候给学生开座谈会,阐释自己幸福的源泉,“我的生活过得很幸福,幸福感的源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个是家庭研究生考试,特别是子孙辈的成就;二是学生,主要是学生的成就;三是自己的科研成就。”20年后,他又讲到,“事实证明,我这三个源泉是越来越丰富了。”

当得知知网被调查的时候,赵德馨是平静的。结果比预想中来得快,却也没有大快人心之感,在他过往的经历中,起诉知网还不算太出格的事情。

“赵老师只是希望知网拿出诚意整改,把他的论文重新上架,作为学者,赵老师很在意自己的学术成果。”杨祖义说。

时间带走了健康,带走了坏脾气,却带不走赵德馨的霸蛮。

一年夏天,杨祖义带赵德馨去钓鱼,鱼儿怎么也不上钩,年轻人坐不住,早早回屋里休息。赵德馨坐了一下午,直到饭菜上桌,他才提溜着一条拇指长的小鱼离开。

九派新闻记者 马婕盈 实习生 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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